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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 特刊八版
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八问
 
  来源:中国建设报     2017-04-07
 
 

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部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的通知》(国办发〔2017〕26号,以下简称《方案》)。生活垃圾分类成为推进我国城镇绿色发展的重要举措,垃圾分类工作的制度化也将成为有效改善城乡环境、突破经济发展中环境制约瓶颈的重要环节。当然,《方案》的具体实施过程中,也会面临诸多现实困难,如何面对?如何解决?本报梳理了部分问题,请行业专家,相关政府部门、环卫企业负责人,进行了分析解读。

一问:《方案》明确了先行实施生活垃圾强制分类的实施区域和主体范围,提出强化公共机构和企业的示范带头作用,引导居民逐步养成主动分类的习惯,这是基于怎样的国情而提出的?

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总工程师徐海云认为,生活垃圾分类是一项系统工程,实际操作需要先易后难,循序渐进。方案提出的“2020年底前,在重点城市的城区范围内先行实施生活垃圾强制分类,以公共机构和相关企业为主体范围”,就是本着这个步骤来推动的。公共机构与企业单位有利于率先突破,易腐垃圾在单位食堂、宾馆、饭店、农贸市场、农产品批发市场等单位会更便于收集。

苏州市环境卫生管理处副处长何晟认为,要改变居民的习惯,要么有正面的引导,要么有强制的惩罚。实际上,物质奖励对习惯的改变作用有限,当居民对奖励形成习惯以后,没有奖励就难以持续。除了广州、南京等少数城市之外,目前,很少有城市有对居民不分类进行处罚的法规。而且即使有了法规,由于垃圾分类涉及每一个家庭,居民普遍有“罚不责众”的心理,实际处罚方面也面临着取证困难的问题。因此,采用强制惩罚的方式来改变居民习惯,效果未必好。采用公共机构和企业的示范带头作用,引导居民逐步养成主动分类的习惯,相对来说可操作性更高一些。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刘建国认为,在公共机构和企业先行推动垃圾强制分类,主要是基于两方面考虑: 一是公共机构和企业责任人明确,组织动员能力强,任务好落实,效果好考核;二是传统的动员激励方式的主要受众为老人小孩,作为社会中坚力量的公共机构和企事业工作人员常常缺席,而他们可以把在单位掌握的垃圾分类方法、分类习惯、分类方法带到家庭,形成垃圾分类社会参与的多向合力。

二问:“垃圾分类效率”指什么?如何量化?

《方案》在基本原则“完善机制、创新发展”中提到了“垃圾分类效率”。徐海云认为,此处的垃圾分类效率不是统计指标,是泛指分类有效性、准确性、经济性。

何晟认为 “垃圾分类效率”较难有一个量化的方法。“效率”通常指工作产出与投入之比,“垃圾分类效率”可以说是垃圾分类所取得的效益(包括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与开展垃圾分类投入的人力、物力、财力的比值。在短期内,由于垃圾分类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员和资金,全链条上来说,难以获得直接经济效益(增加了某些企业的经营范围,可能会产生部分经济效益),而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的评估难以量化。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市政公用行业专家委员会专家、华中科技大学教授陈朱蕾认为,“垃圾分类效率”采用何种算法来评价高低问题,还需要作为重要指标进一步研究。在固体废弃物处理领域至今对“分选效率”就有多个算法,给学生上课时,虽然也讲关于分选效率的不同算法,但更多的是讨论目前不同算法的特点和适用性。从国际上看,2007年以前,侧重于垃圾分类评价与管理的研究,2007年以后侧重于把生活垃圾作为能源的研究。有研究结论认为,分类越细、品种越多,处理和回收的成本越低,但分类效率评价越复杂。

刘建国认为,垃圾分类效率主要是指在一定的分类模式下垃圾中目标组分(如有害垃圾、可回收物、易腐垃圾)的分离效果。在合理的成本控制范围内,某一种或几种目标组分的实得率与纯净度越高,则分类效率越高,其量化方法可以定义为单位成本下目标组分实得率与纯净度的乘积。

三问:《方案》中明确指出垃圾分类收运要与终端处置环节衔接,那么,生活垃圾终端处理利用设施以后如何布局?

徐海云认为,生活垃圾分类主要是将可回收物、易腐垃圾或厨余垃圾、有害垃圾这3类垃圾做好分类。这3类垃圾分类收集首要问题就是做好衔接,即可回收物分类与再生资源回收的衔接;有害垃圾分类收集与危险废物处理的衔接;易腐垃圾或厨余垃圾分类收集与生物质资源化利用的衔接。这些终端利用和处置设施有的已经存在,有的还待建设,这些设施的建设是一个过程,还涉及多个部门。

何晟认为,生活垃圾分类的种类要与城市终端处置设施规划相匹配,仅仅有分类、收集,却没有终端处置环节,就违背了垃圾分类的初衷,分类后的垃圾也达不到有效处置目的。处理设施布局除应充分考虑基础设施共建共享的原则,如方案中提到“尚未建成餐厨(厨余)垃圾处理设施的城市,可暂时不要求居民对厨余‘湿垃圾’单独分类”,即体现了垃圾分类收运要与终端处置环节有效衔接的理念。此外,还应考虑垃圾的类别、属性、运输方式、终端处置设施的地域环境承载能力等。对于已有分类处置终端的城市,尽可能有效利用现有的处置资源;对于需新建的,可考虑不同种类垃圾分别建终端处置产业园的模式进行布局。

四问:《方案》中提出的 “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达到35%以上”,为什么没做全国统一要求?

《方案》提出 “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达到35%以上”的要求,只限定在实施强制分类的城市。也就是说只对强制分类的城市做出了要求,对其他城市并没有提“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达到35%以上”的要求。徐海云认为,一般地说,生活垃圾产生量高,可回收物量大,回收利用的潜力大,回收利用率才可能高。因此,“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达到35%以上”只是一个较大范围的总体要求,不能作为全国统一要求。对于先行实施生活垃圾强制分类的区域,提出分类回收率的要求体现了抓住短板、寻求突破的精神。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有害垃圾单独收集是短板。而在经济发达的地区,先行实施生活垃圾强制分类既有经济条件也有现实需求。

刘建国认为,我国是发展中国家,自然社会经济条件的区域差异明显,垃圾分类目标的确定必须坚持因地制宜原则,给地方较大的自由度、灵活性。各地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努力可达的目标,选择最优可行的分类模式,避免“一刀切”下的形式主义和弄虚作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