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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秀峰与建筑史学界

http://www.chinajsb.cn 2005-06-21 09:18:41 字号 【 】【关闭窗口

    今天,除了年逾花甲的建筑界人士,大都不知道刘秀峰是谁。从而,也就无法理解他与建筑史学界的关系。这不仅是因为几十年来,即使建筑界的媒体从不提及他,而且建筑系的学生在课堂上听老师讲建筑史也听不到关于刘秀峰的讲述。但有一例除外,那就是2002年2月建设部拨专款,由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了刘玉奎、袁镜身等人编著的《刘秀峰风雨春秋》一书。

  我在这里要阐述的一个主要观点是:

  在上个世纪50~60年代,假如没有刘秀峰大力抓建筑历史、建筑理论的研究工作,既不可能在40年前编就一部《中国古代建筑史》,也不可能通过建筑理论与建筑历史的研究工作培养出一批专家,诸如傅熹年、罗哲文、陈明达、王世仁、郭湖生、潘谷西、张驭寰、刘先觉、侯幼彬、孙大章、楼庆西、喻维国、赵立瀛、邵俊仪、叶菊华、卢绳、杨乃济、戚德耀、杨鸿勋、刘叙杰、郭黛姮等(恕我挂一漏万,这里只是举例,而且名单是无序的,想到谁就写下谁的名字。下同,不再另注)。

  刘秀峰是谁?

  刘秀峰1908年生于河北省完县,1926年加入共青团,是无产阶级革命家。从1954年到1964年当了10年共和国的建筑工程部部长。在1965年的“四清”运动中被打倒,罢官下放,1971年含冤去世,直到1980年才由中共中央为他平反昭雪。

  为了编写中国古代建筑史,从1962年10月至11月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刘部长在建工部会议室连续召开了16次座谈会,深入地、具体地讨论中国建筑史上诸多学术问题,并作了指导性的总结发言。当时,参加座谈会的有梁思成、刘敦桢、刘致平、夏鼐、莫宗江、罗哲文、陈明达、龙庆忠、戴念慈、王世仁、杨耀、汪季琦、袁镜身、汪之力等。

  此前,《中国古代建筑史》已编写到第五稿,此后又修改成第八稿。现在,大家所看到的《中国古代建筑史》就是经过傅熹年等人整理的第八稿。

  为什么刘秀峰花这么多精力抓中国建筑史?当年,袁镜身因为手头上有些重要工程,不想参加这项工作,刘部长批评他说:“这本书比你一个大工程重要!”这句话足以说明刘部长为什么如此重视。

  有哪些因素促使刘部长狠抓这项工作,并能抓出累累硕果?

  刘秀峰是一位知识分子,出身于具有优良革命传统的保定育德中学,抗战期间在延安马列学院攻读两年,而后又在中共党务研究室工作四年。这是他的文化基础和从事研究工作的基础。

  刘秀峰任建工部部长不久即开展反浪费运动,在建筑学界批判了以梁思成为代表的复古主义。虽然,他并不主管这项工作,但他身为部长也十分关注这件事。此后,1958年参与北京国庆十大工程的策划、设计、施工等工作。为了总结十大工程的设计经验并针对当时建筑设计人员“下笔踌躇、不知所以、左右摇摆、路路不通”的困惑,于1959年5月18日到6月4日在上海召开了住宅标准及建筑艺术座谈会。实际上关于住宅标准的讨论只用了4天,而由刘部长亲自主持的建筑艺术座谈会总共开了12天。参加座谈会的有:梁思成、杨廷宝、刘敦桢、赵深、陈植、林克明、王华彬、戴念慈、林乐义、张鎛、吴景祥、徐中、哈雄文、吴良镛、罗小未、殷海云等。会后,刘秀峰发表了《创造中国的社会主义的建筑新风格》一文。所有这些构成了刘部长抓建筑史的专业基础。

  恰在这时,苏联要编《世界建筑史》巨著,要求中国提供关于中国建筑史的稿件,以便编入书中。当时,可以说这是一项政治任务,恰好是以任务带学科的好机遇。因而,这也是促进编写《中国古代建筑史》的重要因素之一。

  1958年,刘秀峰部长决定在建工部建筑科学研究院建立建筑理论与历史研究室,并聘梁思成任主任、刘敦桢任副主任。这是刘部长抓这项工作的可以依靠的学术机构。

  在刘秀峰任建工部长10年期间,他与学术界的关系十分融洽,比如他与梁思成、刘敦桢等人都很熟悉,并且十分尊重他们。此外,在他身边还有几位可以信赖的、具有较高文化水准和钻研问题能力的行政领导干部,如时任建筑科学研究院院长汪之力、建工部政策研究室主任王唐文(上述《新风格》一文的执笔人》、建工部设计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袁镜身(解放战争期间任刘秀峰的大秘书)、中国建筑学会秘书长汪季琦等。

  令人不解的是,刘部长在建筑历史及建筑理论方面的建树、贡献,前无古人(在我国历史上没有一位工部尚书这样做)、后无来者的功绩,在“四清”运动中竟被列为一条罪状,遭到批判,说什么部长不务正业,身边拢着一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整天钻进故纸堆,甚至在“四清”工作队列出的六条罪状中还说什么“在建筑理论方面提倡和宣扬一些错误的东西”。老实讲,那时的工作队确也没水平指出哪些东西是错误的,也只能如此含糊其辞。“四清”刚刚结束,新组建的建工部党组就撤消了建筑理论与历史研究室,人员遣散,全部改行。一直到“文革”以后上个世纪80年代初才又在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重新组建建筑历史研究所。

  试想,如果不是刘部长在20世纪50~60年代即开始抓这项工作,梁思成、刘敦桢他们这些专家学者何以能发挥大的作用,何以能有史可读,何以人才济济。刘部长刚一倒台,这项工作就终止了。这一史实最有力地说明刘部长在这个问题上的历史作用。

  再进一步思考,上个世纪50年代20多岁的青年,若当时不去培养,等到80年代再集合起来以任务带学科,他们已经50多岁了,大器也难以晚成。再说,就连学术界带头人梁思成、刘敦桢这一批老专家都没有了,在“文革”中都先后被“整”死了。现在,这一批解放后培养的专家,他们不仅至今仍在不断地拿出自己的成果,笔耕不辍,还培养了一批今天在教学科研第一线的博导。他们成为承上启下的一代专家学者,这都得益于刘部长。这是不争的史实。

  追思过去是为了做好今天的工作,更是为了给明天做好准备。人们都说,21世纪是争夺人才的世纪。如何利用自己的权限地位做好人才培养工作,是摆在各级领导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人们还在说,现在我们的建筑设计水平低于国外的先进水平,追其原因,除了历史的、科技的、材料设备的原因之外,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理论水平不高。以至于有些重大的标志性工程的建筑设计订单都被“老外”拿走了,设计费大把大把地给了人家。现在,大家感到困惑的是理论研究工作同建筑史研究工作一样,都不可能产生任何经济效益。不仅缺乏这方面的人才,即使是新培养出来的人才,也在不断地流失。怎么办?看来,这也是摆在各级领导面前的一项课题。杨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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