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金融司原司长 李聚合

党的十八大以后，我国信用体系建设明显加快，包括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和司法公信，逐步形成本领域全覆盖的社会诚信体系。这项工作目前采取政府主导、市场和政府双轮驱动的模式，在政府主动归集和共享信息的基础上培育市场。社会大部分信息资源现在仍由政府掌握，如果政府滞后，社会机构很难参与。

乡土社会时，信用靠人口口相传。进入信息社会，新形势对于约束行为主体有了更多手段。当下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的社会影响较大，也起到了预期效果。例如，我国曾遇法院实际执行率偏低的情况。此后，最高法力推失信被执行人系统，使许多“老赖”在第一时间还款。这套系统有效地解决了市场秩序的问题，保护了债权人的权益，收获了良好的成效。

无论是失信联合惩戒还是守信联合激励，最终目的是为了达到社会共建共治，但法律界仍有不同看法。首先是一罪不重罚。这种观点认为，在某领域违规就应当在该领域接受处罚。其他领域处罚是“于法无据”。其次，我国很多法律法规对于违法违规行为的惩戒无法达到效果。如交通部门治理超载行为，即便超载者可能赚到很多钱，但是按照《行政处罚法》只能处以两万元罚款，很多人甘愿受罚。如果引入联合惩戒制度，这种治理会变得更有力度，达到更好效果。因此，未来既要维护法律社会主体的权益，也要对于联合惩戒边界特别是黑名单制度保持谨慎。有些部门为了解决问题，对于行政处罚不论轻重，一律上网上报；有些部门则反之，担心引起行政复议，尽量少列黑名单。我国信用体系建设进展虽快，但立法工作没有跟上，这一问题需要引起重视。

对于物业服务行业而言，通过信用体系建设加强行业监管也有新要求。行业组织作用需要发挥，但实际操作层面也有矛盾。例如，行业组织（协会）采用会员制，由会员提供资金支持，如对其评价不高定会招来非议。行业组织与政府正在脱钩，加强自律正处于关键阶段。政府也可以委托第三方机构进行信用评估。只要做得规范，实现公开、公平、公正，第三方机构就更有条件成为具有强大公信力的评级评信组织，政府对此应注重培育。

此外，在主体权益保护方面，信用修复也需要尽快立法。国外对此有较多经验，包括对于归集的信用信息如何使用等都有严格限定，这是在信息时代对主体权益的重要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