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社区社会组织目前主要包括两大类：一是依法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的社区社会组织，包括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和社区基金会等；二是依规在街道（乡镇）和社区备案的社区社会组织。数据显示，2018年，我国共有社区社会组织39.3万个，其中依法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的6.6万个、在街道（乡镇）和社区备案的32.7万个，分布非常广泛，既包括各类文体组织等互益性的社区社会组织，也包括社区基金会等公益性的社区社会组织。社区社会组织除了具备志愿性、非营利性等特征外，还具有社区性和“草根性”等特点，在基层社会治理尤其是社区公共服务供给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不断深化，公众需求正从物质需求向美好生活的向往逐步过渡。在社区层面，居民需求内容与层次差异较大，而社区社会组织能更好地满足各类公共服务需求。社区社会组织根植于社区，且大多由居民自发组织而成，两者存在天然联系和亲密感，能进行广泛动员，培育社会资本。因此，社区社会组织应发挥纽带作用，使居民更好地参与社区治理、表达利益诉求，同时合理统筹和协调各类社区资源，包括党建资源、政府资源、市场资源以及社会资源，使社区资源得到有效配置。

社区社会组织在发育和成熟过程中也会面临瓶颈及障碍。一方面，不少社区社会组织具有官民双重属性，独立性和自主性较差，缺乏可持续性的资金保障。另一方面，社区社会组织专业性不足、发展不平衡，导致承接政府公共服务项目时力不从心。此外，受制于居民对社区社会组织认知度不高、缺乏有效动员手段以及居民自身参与热情低等因素，社区社会组织普遍存在居民参与不足等问题，难以形成充足的社会资本。

新形势下，社区社会组织“提质增能”有必要通过多种路径实现。首先，营造社区社会组织良好发展的制度环境。制度环境是影响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的关键因素，针对目前的发展现状，有必要完善社区社会组织的登记注册和备案制度，给予社区社会组织合法地位，推动社区社会组织从依附型向社会型转变，削弱其行政色彩。其次，积极提升社区社会组织的自身能力。针对目前社区社会组织存在的资源汲取能力弱、专业能力不强等突出矛盾，基层政府应在资金、场地等方面给予支持，提升其专业程度，积极承接各类社区服务、公益创投项目等。社区社会组织应注重打造品牌项目、特色项目，逐步形成类型化、差异化的发展模式。再其次，充分发挥社区精英、积极分子作用，促进居民交流，推动居民主动参与社区公共事务，形成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的社会资本。如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以城乡体制改革为契机，积极培育发展社区“乡贤参事会”，构建了基于法治、德治和自治融合的“三位一体”治理体系，形成了以党组织为核心、自治组织为基础、社区社会组织为补充的社区治理新格局。最后，探索社区基金会等新型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模式。近年来，社区基金会发展迅速，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发挥出重要作用。社区基金会要努力协调多元主体关系，在筹集和分配资金方面发挥功用，提高项目运作能力，有效搭建居民自治与社区共治平台。

（作者系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正确处理政府和社会组织关系，加快实施政社分开，推进社会组织明确权责、依法自治、发挥作用。适合由社会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和解决的事项，交由社会组织承担。2017年，党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强调统筹发挥社会力量协同作用，大力发展社区社会组织和其他社会组织。2018年，民政部出台《关于大力培育发展社区社会组织的意见》，提出以满足群众需求为导向、以鼓励扶持为重点、以能力提升为基础，充分发挥社区社会组织作用，使之成为创新基层社区的有力支撑。从20世纪90年代起，随着城乡建设不断推进，社区社会组织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发展，成为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