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50年来，世界发展开启了一场波澜壮阔的全球化进程。在投资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的推进下，以“跨国公司+全球组织”为重要表征的全球化，构建起了全球贸易与资本的统一市场。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在以哈耶克为代言人的新自由主义理论的推动下，出现了以里根政府和撒切尔政府为标志的私有化和自由市场，整个全球化的根基建立在自由化市场上。新自由主义导向鼓励投资和贸易自由化，跨国公司推动资本全球扩张。

这50年的全球化发展确实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中国也成为这场全球化最大的受益国之一。但是从2008年以来，这场新自由主义下的全球化逐步陷入困局，全球化走到了一个历史性的十字路口。贫富分化与阶层对立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结果，根据前世界银行经济学家布兰科·米拉诺维的“大象曲线”，全球化的赢家是发达国家高收入阶层和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的中产阶级，输家是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和贫穷发展中国家的低收入群体。

“大象曲线”关于全球化赢家和输家之说，解释了当前全球、国家、城市中出现的多尺度的社会贫富分化现象。华尔街行动、英国脱欧、法国“黄马甲”等现象，实际上都说明了新自由主义下全球化导致的阶层对抗、城市绅士化、需求不足和分化问题，这已经影响到传统全球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当前，秉持全球化回缩策略的西方发达经济体与希望继续扩大开放的新兴经济体处于艰难的博弈当中。

即便如此，新自由主义下的经济全球化在推动世界发展中的作用，仍功不可没。密集的国际航空网络已经把全球组织在一起，全球化贸易壁垒整体持续降低。生产方式、交通方式和信息技术正在加速链接全球，世界不可能回到封闭孤立的时代，全球化仍是未来全球发展的重要动力。在这样的背景下，世界需要一种新的全球化方式，从金融和资本控制导向的极化增长走向包容共享的全面发展，走出当前全球化面临的困局。

包容共享型全球化是化解全球化危机的新途径。2000多年前，亚欧大陆上勤劳勇敢的人民，探索出多条连接亚欧非几大文明的贸易和人文交流通路，后人将其统称为“丝绸之路”。2013年开始，中国提出共建“一带一路”的重大倡议，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一带一路”倡议秉持“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绸之路精神，尝试用中国探索、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解决这场全球化的危机，将引领下一轮包容性全球化发展。

在新自由主义经济时代，有很多城市研究体系。例如在资本驱动的控制视角下，全球城市格局认知的视角大致可以分为“控制中心”和“网络关联”，以Friedmann等为代表的学者，从综合“控制中心”视角，通过跨国公司总部数量、国际机构数量、制造业规模、交通设施等级等综合属性指标评价城市的全球地位，以核心-边缘、等级结构解读全球城市格局。以Sassen、Castells、GaWC等为代表的学者和机构，从单一“网络关联”视角，跟踪资本的流动趋势，基于金融、信息等生产服务领域的总部与分支网络关系，识别城市在全球服务网络中的集聚度和关联度，以流动网络解读全球城市格局。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导的包容性全球化背景下，全球城市评价的视角需要从资本、金融导向走向包容发展导向，创新、生产和服务、连通将成为新视角下构建全球城市指数的三大基石。只要城市在全球价值链上发挥作用，在全球城市网络中就具有价值。创新、生产和服务、联通功能构建了全球价值链，随着全球竞争更加激烈，只秉持单一的发展动力或者只在全球价值链中某一环节具有优势的城市，都无法保障可持续的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动力和价值协同的趋势也更加明显。因此，城市在创新、生产和服务、设施联通三大网络中的角色共同决定了它在全球城市格局中的地位。

首先，科技创新资源、创新活动、创新服务的全球化正在发挥无可比拟的重要影响力，将改变全球城市格局。其次，智能制造、分布式生产等现代制造方式为先进制造环节回归大城市提供了机遇，生产呈现服务化趋势，生产网络与服务网络紧密结合在一起，重新定义全球生产与服务网络中的城市角色。同时，基础设施联系成为稳定全球价值链的城市之锚，在全球范围内，人、商品、信息等要素的联通性决定了城市是否有机会参与全球化进程，全球联通设施网络成为从经济全球化中获得发展机遇的前提。

在研究过程中，我们基于“网络协同”视角，研究构建全球价值活力城市指数，以全球创新、全球生产服务、全球连通设施三个网络，通过八个维度，包括创新主体网络、创新知识网络、创新服务网络、全球生产网络、全球服务网络、航空服务、海运服务、信息联通能力等来衡量城市在全球网络中的价值活力。研究从全球大于100万人口的628个城市着手，与“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发布的成果清单涉及的715个城市交集，将沿线重要内陆和港口城市、中国省会及重要沿海沿边城市、“五通”领域的重要节点城市加进来，最终形成了485个城市样本。

研究发现，在全球创新网络方面，中美城市成为创新前沿主战场。从综合创新主体、创新知识、创新服务三个维度进行计算，可以看到在创新网络方面的前20位城市，大多是发达国家首都级别的城市，比如伦敦、东京、巴黎这些传统顶级城市。此外美国有4个城市上榜，中国有5个城市上榜，中美城市成为创新前沿的主战场。在中国，形成了“北上杭深”新格局，近五年来杭州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长22%，已成杭州创新发展新动能和经济增长新亮点。杭州在新经济方面走到了全国的前面，成为中国最具创新价值与活力的城市之一。

研究发现，在全球生产与服务网络方面，东京与北京是全球生产和服务网络的中枢。研究通过全球跨国制造业企业布局和经济开放情况识别制造业锚固在哪些城市。此外，也关注城市在全球服务业行业的控制支配能力。全球生产与服务排行前50城市中，亚洲城市占据了22个席位。特别是台北、孟买和曼谷这些以前不太引人关注的城市，进入到了前20位。东京、北京展示了强大的组织中枢功能。亚洲国家首都在生产和服务网络都具有领先地位，互相支撑发展，具有很强的抗风险能力。

研究发现，在全球联通设施网络方面出现洲际均衡。研究结合航空、海运和信息的发展对城市进行评估，全球上榜城市相对均衡，排名前列的香港、迪拜、新加坡、上海、东京、纽约等城市均为洲际门户或者洲际枢纽，不管是航空、航海还是陆运都具有较强的实力。

根据《“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全球城市报告（2019）》，全球价值活力城市排名前20位呈现美洲、欧洲、亚洲三足鼎立的多极化特征；“一带一路”倡议潜力城市排名前20位则以欧洲和亚洲为主，集聚了大量中资企业，港口等跨国基础设施建设活跃，是企业“走出去”最有潜力的地方。如何成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全球供应商，已成为每个城市需要思考的重要命题。

整体来看，“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全球城市新格局呈现多极化特征。排名前100位城市中，20个位于东亚地区，21个位于北美地区，13个位于西欧地区。北美、西欧城市整体能级保持较高水平。随着全球贸易格局转变和环印度洋时代到来，东亚地区能级不断上升，东京、北京、香港、新加坡等东亚城市迅速崛起，对全球的城市格局改变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同时，亚欧非大陆连接地带的俄蒙、中亚、南亚、西亚等地区城市呈现散点崛起的特征，城市整体发展尚不充分且全球化融入水平不高，但经济增长水平位于全球前列，未来将成为全球经济增长最快、发展潜力最大的地区。若将前20位全球价值活力城市和前20位“一带一路”倡议潜力城市进行叠合，可发现“一带一路”倡议起到了弥补鸿沟的作用，推动全球城市新格局呈现更加扁平化的特征。

引领型的全球城市布局正逐步从以西方城市为主导转变为更加均衡、从核心边缘转向更加包容均衡的网络协同结构。联合国的数据显示，全球最大的30个城市中，21个位于亚洲。到明年，亚洲将拥有全球一半数量的中产阶层人口，广阔的消费市场成为增长的核心动力，“亚洲世纪”正在开启。

在此背景下，创新型城市、复合型城市具有更可期待的未来。创新型城市依托颠覆性企业引领的创新集群，凭借包容多元的创新生态，更能抓住新经济风口，快速集聚科技创新资源。复合型城市拥有多元复合的中心职能，具备更强的包容性，利于各类资源要素跨界碰撞和整合。复合型城市有一个优势，即颠覆性创新往往从边缘开始，多中心模式反而不利于创新。相比之下，复合的单中心模式更有利于创新。这与我们所面临的“大城市病”有些矛盾，这种孕育创新的集聚方式要求更高的城市治理能力。

过去40年，欧美科技创新和中国快速城市化带来了巨大的全球经济拉动效应，推动全球“奔跑”了40年。那么，下一个阶段可持续全球化的动力在哪里？

“一带一路”倡议开启了全球包容性发展进程，推动全球供应链的双循环加速流动。依托全球设施连通网络，一方面，中国与欧美发达国家构成高效率、高价值的供应链循环，为欧美提供高端工业产品，开展现代服务、金融与创新合作，继续融入创新价值链网络。另一方面，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深入合作，打造新的全球供应链循环，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制成品、基础设施和技术服务，从发展中国家引进原材料、能源，带动更多发展中国家嵌入全球生产体系，实现共赢发展，共同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能级。

未来，发达国家依靠科技创新和消费驱动，推动环太平洋、环大西洋循环回路的可持续流动。亚非拉发展中国家通过完善基础设施、推动工业化进程，以快速城市化为重要驱动力，构建环印度洋的新循环回路。中国处在全球科技创新与城市化两大动力源中间，发挥全球供应链、价值链的组织中心作用，将有机会扮演国际新角色，成为全球新枢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