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有一个关心治理农民工欠薪问题的民间机构：致诚律师事务所。依托事务所成立了一家社会组织——北京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以下简称“中心”）。

时福茂是中心的执行主任，但他更认同自己的另一个身份标签——“农民工律师”。

自2004年加入致诚律师事务所，时福茂就专门从事进城务工人员的法律援助工作。15年间，他一共代理了1300余件农民工维权案件，为农民工讨回工资、工伤赔偿金等各类经济损失近亿元。

15年间，时福茂见证了中国在治理农民工欠薪方面的变化和进步。

“2008年到2012年间，农民工欠薪案大概占中心所接案件的85%，甚至有的年份案件多到承接不了。从2012年以后，欠薪案件数量持续下降，现在一年只占中心所接案件的不到20%。”时福茂说。

从业初期，一面是中国城镇化飞速发展，一面是讨薪制度尚未完善，尤其在建设领域，挂靠承包、违法分包、层层转包等问题大量存在，为农民工讨薪很艰难。时福茂说，那时常常会接到威胁电话，甚至还有被人团团围住需要警车护送回家的情况。

然而对于农民工，时福茂有一份特殊的感情。他出生于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16岁那年暑假，他跟随父亲外出打工，当过搬运工、做过建筑工人，知道农民工有多苦有多难。

“我没有别的本事，我就是用好政策和法律，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在时福茂的“成绩单”上，能讨回多少薪不好说，但还没有哪一起是完全讨不回来的。

15年间，从加强部门协同到完善国家立法，中国在农民工欠薪治理问题上不断取得进步，给了时福茂这样的律师更多底气。在时福茂眼里，除了欠薪案少了，以前的群体性欠薪案也少了。

农民工朴实至诚的感谢是他的动力。在致诚律师事务所的来访接待大厅里面有一块大牌匾，上面有112名在廊坊打工的川籍农民工的签名，这是为感谢时福茂团队为他们成功讨薪400余万元。

专职为农民工维权十几年，时福茂发现最难的问题在于农民工没有足够的法律意识：“中国制定了最为严格的劳动合同签订制度，但是农民工的劳动合同签订率不到40%。”

时福茂认为，每个律师都应该有颗公益心，这份公益心并不仅限于帮助农民工讨回一笔笔血汗钱，更是要授之以“渔”。

“提高农民工的法律素养是维护农民工权益的重要途径。”时福茂会在每周六为农民工提供维权普法培训。

在北京市致诚律师事务所的一间20多平方米的会议室里，两侧墙壁密密地挂满了400多面锦旗。“每当看到这些锦旗，我就觉得再苦再累都是值得的。”时福茂说，这是他15年不变的初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