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社区作为疫情防控的一线，在防控工作中发挥了重要的基础性作用。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一些社区管理方面暴露出的问题。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社区既是百姓生活的基本单元，也是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对个体成长、家庭和谐、社会稳定都会产生重要影响。

“当前，社区治理还存在一些不足和短板，与人民群众的需求还有一定差距。进一步加强社区建设，不但可以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促进社会繁荣稳定，也是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立案庭庭长厉莉建议，构建现代型熟人社会，增强邻里之间的沟通了解，促进社会繁荣稳定。

邻里之间陌生导致诸多问题

2月26日，一则“北京出现武汉来京病例”的消息引发关注。显然，由于社区管理的疏忽，疫情防控工作出现了漏洞。

而实际上，社区管理的缺位和不当，经常会引发矛盾纠纷。据不完全统计，2018年以来全国法院审结相邻关系纠纷1万余件，物业服务合同纠纷35万余件。基于居住关系而产生的纠纷有上升趋势。

作为一名基层法官，厉莉很早就开始关注社区管理的问题。“地缘社交淡漠，邻里之间陌生，可能会导致诸多问题。”厉莉说，比如，疏离的人际关系导致合作缺失就会给违法犯罪行为提供可乘之机，自扫门前雪的态度也很容易形成社区内的安全盲区。

厉莉还发现，陌生的人际关系会降低人与人之间的包容度和忍耐度。“由于平日缺乏沟通，发生问题时，人们往往不愿面对面协商沟通，更愿意诉诸第三方予以解决。而除了诉诸法院以外，邻里纠纷最主要最直接的处理方式就是报警。”厉莉告诉记者，据不完全统计，邻里关系引发的警情占110秩序类警情的半数左右。

“这些纠纷处理方式无形当中增加了社会管理成本。更重要的是，出警、裁判等具有强制力的行为并非解决邻里纠纷的最佳方式，极易让矛盾升级。”厉莉说。

探索房屋信息社区备案制度

我国的疫情防控已取得了阶段性重大胜利，但是社区工作仍面临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双重压力。一方面，工作人员少、应急管理经验不足、专业力量不够，另一方面，小区人群的高密度聚集性和高频率流动性也给防控工作带来很大难度。

“实际上，这次疫情确实暴露了我们社区管理方面的一些短板，而很多问题都是长期存在的。尤其是对社区中租户的管理，一直是社区治理的难题。”鉴于此，厉莉建议，探索建立房屋使用情况及相关人员信息社区备案制度。

在厉莉看来，社区对于区域内房屋居住、租赁等使用情况及相关人员信息的掌握，有助于增进邻里沟通，及时发现隐患、防范化解风险。同时，加强房屋租赁相关法律知识的普及，强化权责对等意识，业主在行使财产处分权的同时，要对房屋使用对象以及使用用途进行必要审查，以免为违法犯罪行为提供便利条件。

厉莉认为，构建和谐邻里关系对提升社区治理能力也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应当创造更多面对面沟通交流的机会，深度挖掘地缘社交的优势，增进社区成员之间的沟通了解。同时，针对邻里关系在公共安全、生活应急、居家养老、家务互助等方面的差异化优势，创新工作举措，优化实践路径，让地缘社交在满足人民群众的情感需求和现实需求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尽快修订城市居委会组织法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城市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已经跟不上社会治理和城市发展的步伐。

值得关注的是，修改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已纳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第二类项目。据悉，目前民政部正在积极推动该法的修订工作。

“必须尽快修订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以适应新时代社区治理的现实需要。”厉莉建议，修法时应着重在加强社区工作制度保障和人才建设方面予以关注。“只有在法律中加强社区工作者的能力培养和履职保障，才能引导更多有才华有创意有实干能力的优秀人才投身社区基层工作。”

此外，厉莉还强调要通过完善立法，切实保障群众自治落到实处。具体而言，就是要提升人民群众的社区归属感和主人翁意识，优化制度设计，创新实践路径，提供履职保障，让群众自治能够真正落地。

她说，要特别重视中年、“轻老年”群体作用的发挥。“这一群体往往拥有丰富的人生阅历和处世智慧，身心特点以及时间精力都特别适合在社区群众自治方面发挥作用。同时，为社区治理贡献才智力量，也会消弭该群体离岗的内心落差与不适，是为双赢。”厉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