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90年代初，我在一家化工厂工作。一天正在厂里上班，门房打来电话，说门口有人找我。出去一看，是久未谋面的初中同学国华。我们曾是好友，但由于高中没上同一所学校，渐渐往来就少了。所以看见国华来找我，我很是惊讶。

一问之下，国华说：“明年我就本科毕业了，进一家好单位没问题。不过我不喜欢按部就班的生活，我想‘下海’，而且我觉得‘铁饭碗’未必就那么‘铁’……”

国华的父亲，那时是市里某局的副局长，家境不差，而且他又是马上毕业的大学生，因此，他家里肯定不会同意他将来“下海”。于是，他想到了我。虽然那时我也刚参加工作，但由于在化工厂，算是“铁饭碗”，工资相对同龄人来说也很高——算上奖金每月有120元。国华提出让我去武汉汉正街采购一些翻新的空白磁带，价格他打听好了，大约5毛一盒。然后我邮寄给他，他在上海翻录正流行的通俗歌曲，在他们校园摆地摊卖这些通俗歌曲，一盒卖3元不成问题。

按照国华的估算，一次投入300多元左右即可，不过对于当时的我来说，这也意味着不小的风险。万一亏了，我们家可没条件接济我。思来想去，我婉拒了，此后我们便渐渐没了往来。

一晃快30年了，去年，我心血来潮，上网搜索了一下国华的信息，他竟然已是一家上市公司董事长。回想当初，如果我和他一起“练摊”，也许就成了他公司的合伙人，一念之差，人生就大不相同。

到了1992年，就像国华说的那样，“铁饭碗”不那么“铁”了。当时工厂效益每况愈下，有时候还会有发不出工资的危险。我所在的生产科，科长是个“女强人”，她决定带着科里11个人下班后摆地摊。

厂里有板车，有车钳铆焊设备，很快一套夜宵摊装备就备齐了。然而12个人经营一个小摊，肯定赚不到钱。科长说，原本也没指望以此解决大家的生计问题，只是借此让大家感受一下市场经济。我们的“铁饭碗”就要碎了，等彻底发不出工资的那天再去找出路，恐怕会经历更多坎坷。

科长将我们分成两个组，每个组隔一天出一次摊。即便这样安排，人手也还是多了。她便将工作范围进行了细分——每组两个手艺相对好一点的，负责烤羊肉串、炸臭干子；形象好一点的两个，负责向路人吆喝、兜揽生意；脸皮薄，最“没用”的两个，就坐在那儿冒充顾客，负责“抛砖引玉”。几天下来，冒充顾客的小马和小赵被同事们给了“差评”，他们是和我一起分配到厂里的校友，没手艺又脸皮薄，坐在那儿当“托儿”又觉得丢人，常常躲到行道树背后去……

坚持了两三个月，我们的集体夜宵摊就倒闭了。不过大家受益匪浅，3年后工厂停产，全科人都很快实现了再就业。当初“最没用”的小马，如今已创业成功，开了家小型外贸公司，向韩国出口化工产品。如今的他，与陌生人沟通起来，早已不见当年的羞涩。

“练摊”要发财并不容易，甚至仅仅是维持好这个小摊，也需付出很大努力。但“练摊”能磨炼人，让人更理解世事、更好地面对人生中的起伏，也让人更有韧性，是“社会大学”里一门很好的选修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