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母亲说，我们家第一次搬家，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从乡下搬到煤矿。那个时候，我的父亲刚到矿上工作不久，而我还没出生。当时的“家”是矿区外一座小山腰上的石头房子，叫“自建房”。当时，许多矿工都住在这种“自建房”里。

我对“自建房”有一点记忆，屋子不大，一张床、一台炉灶就占去了房间的三分之一，加上锅碗瓢盆、油盐酱醋、米面袋子、吃水缸、装衣服的木箱子、两只小板凳和一张小方桌，屋里就没什么剩余空间了。

房子虽然牢固，但冬冷夏热，尤其是冬天，四面透风，冷得像冰窖一样，一入冬，母亲就得跟那些缝隙作斗争。最大的缝隙在门上，我家的门是用几块木板钉成的，门有几条缝隙，雨雪会“不请自来”。母亲会拾来几块废旧的黑胶皮，剪成长条形，钉在木板门上，雨雪便进不来了。墙上的缝隙怎么办呢？母亲从山上挖来黏性大的泥土，和水调匀，糊在石缝间，就不透风了。只是过一阵子泥巴干了又会变成粉末落下来，得重新糊。窗子上的缝隙，母亲也有办法对付，她找来旧纸片、旧报纸，熬一点浆糊把缝隙糊上，果然，风进不来了，只不过我们一整个冬天都不能开窗了。即便如此，母亲还常常夸石头房子非常结实。

上小学时，我家搬进矿上统一盖的筒子楼，屋子有20多平方米，四面墙壁一点缝隙都没有，粉刷得雪白，水泥地面平平整整，玻璃窗崭新明亮，天花板正中间还吊着一盏电灯，一拉灯绳，“啪”的一声，满屋光明，比石头房子宽敞、暖和多了。走廊尽头是公共水房，母亲再也不用每天两趟、风雨无阻地下山提水了。为了庆祝搬进新家，父母特地添了两件新家具——一只五斗柜和一台黑白电视机。搬进新家的第一个春节，我们一家人坐在明亮暖和的房子里，嗑瓜子、剥桔子、看春晚，欢声笑语、其乐融融。

我上初二那年，矿上分“福利房”，我家从筒子楼搬进了单元房，三室一厅，一厨一卫一阳台，比筒子楼更大、更舒适。当时人们已经有了装修意识，市面上的装修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父亲请装修公司把我们的新家装修得温馨漂亮，像明信片上画的一样，母亲则一个劲儿念叨：“做梦都没想到能住上这样的房子。”在单元房里家家都装修得漂亮别致、舒服宜居，人人都笑逐颜开。

第四次搬家是我结婚那会儿，我和妻子用积蓄付了首付，又用各自的住房公积金贷款，买下市中心新建小区一套116平方米的商品房。房子大了、房间多了，妻子还专门为我布置了一间书房，一整面墙壁做成书架，书架对面放一张布艺沙发，窗前是写字台和皮椅，临窗的铁艺花架上错落有致地摆放着绿萝、吊兰、月季和茉莉，这间书房深得我心。

每天晚饭后，我和妻子携手下楼散步，小区假山、池塘、喷泉、小径装点出别致风景。健身广场上大妈们跳着广场舞，孩子们打球、溜冰、做游戏，笑声朗朗、好不热闹。

四次搬家，一次比一次好。都说“家是最小国”，普通老百姓的乔迁，也是伟大祖国蒸蒸日上的一个幸福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