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的信念里，有许多动人的歌谣，红色的建设人，信念里都有一片明净的天空。
溯源我们百年大党领导住房和城乡建设事业的光辉历史，在那战火纷飞的峥嵘岁月，住房和城乡建设事业发端初创，先辈建设人创造了瑞金“中央苏区六大红色建筑”、延安“边区首府七大建设旧址”等奇迹。借由溯源之机，我们饱含深情地走读瑞金，见学延安，看悟西柏坡，感受北京香山，聆听红色旧址工作人员的动人讲解，参阅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人民司法开拓者梁柏台传》、学习《中华先烈人物故事汇钱壮飞》、延安政协组编的《杨作材 我在延安从事建筑工作》、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任弼时传》等各种相关权威的文史资料，寻觅他们戎马倥偬的红色足迹，不仅能看到他们坚定的革命信念，还能够感受到他们公而忘私的清廉作风。清廉，那是红色信念里一片明净的天空。采摘个中故事，仿佛看到了天边那一朵朵洁白无垠的白云，永远吸引着我们去敬仰，去追寻。
梁柏台：党有决定，不能例外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被迫撤出中央苏区。
曾历任临时政府司法人民委员部副部长、内务部副部长和代理部长、临时最高法院法庭委员、临时检察长、司法人民委员等职的梁柏台，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的重要领导人，他是多么渴望和大部队一起出发。但是，党要他留下来主持政府工作，担任中共中央分局成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副主任。梁柏台担任过瑞金红军烈士纪念塔、中央临时政府大礼堂等重大工程的总指导，对这片土地充满了深情。他坚决服从党的决定，留在苏区坚持斗争。同时，说服妻子周月林也留了下来。
1932年，梁柏台又有了一个男孩。因孩子生在沙洲坝，取名叫沙洲。长征出发前，中央决定，孩子一律送人。梁柏台夫妻都是留下不走的，因此，有人劝他暂时不要将孩子送掉，梁柏台却说：“党有决定，不能例外。”忍痛将孩子送了人。主力红军一离开中央苏区，敌人就闯了进来，迅速占领了各个城市和交通要道，并用堡垒封锁政策，将中央苏区截为无数小块，进行残酷的军事围剿和政治清乡。收养沙洲的农村妇女干部，丢下自己的亲人不管，背着小沙洲昼伏夜出，到处转移隐蔽。但最后孩子还是被“还乡团”发现，被国民党军队抓了去，关入监牢，染病夭亡了。
1935年2月，中央苏区的形势已十分险恶，中央分局决定分路突围。梁柏台先送走了妻子周月林，想不到这竟是最后的诀别。3月3日，梁柏台率领中央政府办事处部分成员和项英、陈毅等分路向粤赣边区突围，在战斗中身负重伤，不幸落入敌手。一天夜里，梁柏台被敌人秘密押出监狱，枪杀在梅岭脚下。他深知“男儿当死边野”，所惜者，自己未能等革命成功之时，实现对亲人许下的“待世界大同之日回家团聚”的诺言。
早在少年时期，梁柏台就在作文里写：“既愿为丈夫，则当以身付诸国，竭力以担国事，以保家国，不以私而忘公，斯为可矣！”被捕后，他心里保持着特有的平静。那个血雨腥风的夜晚，陪伴他的只有淡淡月光。而今，祖国用青山绿水永远铭记他的英名。
钱壮飞：善用艺术，促人报国
“龙潭三杰”之一钱壮飞，在长征前给女儿钱莉莉寄了一封信。信中告诫她：“善用艺术，促人报国；误用艺术，诱人堕落。”表达了对儿女走正道、报中华的殷切期望。
在上海滩那个拥有众多女电影明星的年代里，钱莉莉被人们称为“歌舞三杰”之一。作为父亲，也是红色建筑设计师和戏剧家的钱壮飞，自然少不了对儿女那份特有的牵扯。钱莉莉更是凭借自身的美丽、健康和活力，成为了当时上海滩著名的广告明星。她牢记父亲的嘱托，1937年婚后不久，便以电影《热血忠魂》赴前线杀敌的高旅长之妻一角，塑造了一个誓死不屈的银幕形象，鼓励军民抗日御敌。言教如此，钱壮飞的身教更是堪称模范。
在建筑艺术设计实践中，钱壮飞充满了促人报国的红色思维。最得意之作，是他受命设计的中央苏区六大红色建筑。其中最富有艺术特色的，莫过于红军烈士纪念塔了。在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的书里，就印有一张庄严凝重、气势磅礴的红军烈士纪念塔照片。
红军烈士纪念塔坐落在叶坪乡的临时中央政府广场东北端，是钱壮飞经过反复构思之后，精心设计出来的。它高13米，主体造型像一颗射向敌方阵地的巨型炮弹，同时寓意“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塔身正面朝西南，从上到下嵌着七块方形青石板，青石板上刻着“红军烈士纪念塔”七个醒目大字。塔座为五角星体，全由红条石垒砌，五角之间，建有登座的台阶，阶梯5个，均为9级，可以从地面五个方向同时直达塔座台阶。塔身上镶嵌着无数小石子，象征无数为革命牺牲的烈士。对着塔的正面，有一条宽窄适当的红土路，路上用小的白色鹅卵石嵌成“踏着先烈血迹前进”八个大字，与塔身形成一幅完整的构图，象征着红军将士们冲锋陷阵、前赴后继、勇往直前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作为我国历史上第一座别具一格的纪念塔，庄严肃穆，寓意深远，表达了苏区人民对先烈的无比崇敬和怀念。
1934年2月2日上午8时，红军烈士纪念塔揭幕典礼在叶坪红军广场开始。全体人员向纪念塔俯首静默三分钟。默毕，由钱壮飞向大家作纪念塔设计经过的报告。他尤其谈到了自己在设计过程中，屡屡被烈士的事迹和精神感动得泪眼模糊，并从中受到教益。
杨作材：铭名石碑，作了乱石
延安时期，杨作材是自然科学院的院务处长，因为有曾受命设计李家塔礼堂和枣园礼堂的成功经历，中央再次决定，让他担负设计枣园中央办公厅大楼的重任。负责此事的任弼时（当时是党中央秘书长）和李富春（副秘书长）亲自向他交待了任务。
在设计和组织施工中，杨作材几易其稿，反复修改，每天把关，倾注了大量心血。建筑主体部分进深12.7米，面阔48.9米，建筑面积约400平方米。平面布局完全对称，主入口在南侧中心位置。大楼主体部分为两层，中间有走廊式布局，一层西侧为会议室，设门疏散，东侧为作战室，二层为办公厅领导办公室；建筑的正中部分分为三层，是政治局会议室，设有一个疏散用的木天桥直通室外。为了安全及便于疏散，每层都设置了出口。大楼为砖木混合结构，即建筑围护材料是砖石，屋顶为木构架坡屋顶。二层的屋顶平台上铺单烧的方形薄砖，砖下面铺延长油矿的原油和土麻刀灰浆，使屋顶具有较好的防水功能。建筑用灰青色砖石墙面，没有任何装饰，简洁朴实，表现出现代式的建筑风格。设计时还根据陕北特别是黄土高原的起伏落差，因地制宜地将三层的窗改成门，同时还加修了桥，直通后山的住所，以方便交通。为了保密和安全，建筑的窗子全部设计成竖长条状，二层窗子正对着警卫班的住处。大楼1941年建成，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在此召开。我党著名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一文，就是在这里的三层会议室讨论、修改并定稿的。
中央办公厅的设计，博得了中央领导的好评。从高处看，大楼很像一架飞机，群众亲切地称它为“飞机楼”。有的同志跟杨作材开玩笑说：“这座大楼成了为你树碑立传的地方了。”当年修建这座大楼时确实有过一个石碑。石碑上铭刻有碑文，说明了这是什么建筑物，什么人建造的，何人设计的。这块石碑是时任总参谋长王若飞同志送来的，绿色细砂石材料，高约50-60厘米，宽约30多厘米。杨作材认为，在这个建筑物上，不应该把他个人的名字刻在上面。所以，他后来没有用那块石碑，只是当作乱石随便砌在了墙里。
任弼时：不越制度，不搞特殊
延安时期“五大书记”之一任弼时，是党中央的“大管家”，被叶剑英元帅称为“我们党的骆驼”。他直至生命的最后时期，都保持着不超越制度、不搞特殊化的清廉风范。
1940年3月，任弼时结束驻共产国际工作，回到延安，参加书记处工作。1940年5月负责筹备中共七大工作。当时设计指导建造中央办公厅大楼，为准备召开党的七大修建的李家塔礼堂、中央大礼堂等重要建设工程，都有他亲自布置、具体安排的身影。1941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任弼时任中央秘书长。本来对于自己管辖范围内的任何事情，都会严格事必躬亲的他，这下更忙碌了。从会议组织、房窑设置、人事安排，到吃饭上的谁吃大灶、中灶、小灶等，又或行军途中亲自安排毛主席、周总理等人的住房、布置警卫、组织物资供应、参与决策研究……即便如此忙累，他也不忘家教，唯恐家人坏了规矩乱了套。
“家里的菜蔬经费有没有超标”“生活用品是不是按制度领取”“孩子们是不是在大灶吃饭”，任弼时在家里，对生活琐事过问得非常细，对自己、对家人要求极为严格。特别是公务车，从不让孩子们坐。他自己穿的毛背心，是用旧围巾改的。大人的破旧衣服，改小后给孩子们穿，处处注意不让孩子们有什么特殊感。
1946年，任弼时的女儿远志、远征从湖南老家来到了延安。首次领生活用品时，远征在仓库看到一个粉色电光纸皮小本子，流露出喜欢的眼神，仓库管理员看到后，就把小本子送给了她。任弼时回家看到这个小本子，一脸严肃地对远征说：“这是给领导人用的，你怎么可以拿？咱们不能搞特殊化!”看到父亲这么生气，远征吓得立即把本子送了回去。
不让子女搞特殊，自己更是以身作则。1949年进城后，任弼时先住在西郊香山，因离城较远，工作不便，后来搬到景山东街居住。他的办公室离马路只有二、三米，街上川流不息，声音嘈杂。任弼时有心脏病，又有高血压，需要安静，但他却一直默默坚持，没有半点埋怨。组织上为了照顾他的工作和休息，要给他搬家。当了解到搬家得把另一个机关迁走腾地时，他坚决不答应。他说：“怎么能因一个人牵动一个机关呢？”后来，组织上准备把他住的房子修缮一下，谁知任弼时还是不肯：“这房子不漏雨，不透风，还住得下去，不要再花钱装修了，免得给组织和同志们添麻烦。”
任弼时始终以“一怕工作少，二怕用钱多，三怕麻烦人”的“三怕”精神要求自己、约束家人。就这样，他忘我工作，一直坚持住在景山东街那套紧挨马路的旧房子里，直至病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