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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 要有“良知”和“常识”

时间: 2018-03-12     来源: 中国建设报

本报记者 吴国文

毫不意外,乡村振兴成了今年“两会”的热点话题之一。有人说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做好顶层设计”,有人说“要破解钱、地、人难题”,有人说“要久久为功,不能急于求成”,等等。这些说法,既没有问题——都是重复中央文件里的话,也存在问题——并没有提出建设性意见,更没有指出“乡村不兴”的原因,以对症下药。从“症”来看,振兴乡村最需要的是“良知”和“常识”。

稍有常识者就会知道,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就是中央就乡村振兴作出的顶层设计,也会知道,只要有了“钱、地、人”,无论乡村还是城市就都可以振兴;还有公认的常识是:之所以需要振兴,是因为乡村“不兴”,所以“不兴”,从全国范围看,除自然资源和自然环境原因外(比重不大),还有着不容忽视、无法回避的社会原因。凡有良知者,都会把乡村振兴、实现农村精准脱贫当作“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兼济天下”的本心来养护,当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治使命来完成;无论我国传统的“良知说”还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与使命”,都内在地规定着、要求着必须遵行“损有余补不足”的“天之道” 。

乡村需要振兴,意味着乡村是有“不足”的。这也是常识。乡村的“不足”是怎么形成的呢?自然条件、自然资源的制约固然是个原因,但“剪刀差”也是重要原因。这也是个常识。所谓剪刀差,是在工农业产品的长期交换中,农产品价格低于其价值,工业品价格高于其价值,由这种不等价交换形成的剪刀状差距。著名“三农”问题专家陈锡文认为,从1953年实行农产品统购统销到1985年取消统购统销,农民对工业化的贡献在6000亿元~8000亿元,即国家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无偿从农民手里拿走了6000亿元~8000亿元资金。从收入看,1978年的城乡居民收入之比是2.57∶1,1985年是1.8∶1,1994年是2.86∶1,2005年是3.22∶1。如果考虑非货币因素对城乡居民收入的影响,他们的实际福利水平远大于3∶1,有人估计应为5∶1左右。尽管剪刀差在新中国成立前就存在,但它仍然是我国工农业之间、城乡之间以及工人和农民之间的一个重大政治经济问题,也是乡村振兴必须要重视的问题,必须要消除的问题。至于说工资差、土地差、户籍差,都可以概略地归入剪刀差之列。如果认识不到或者不愿意承认剪刀差这一重要因素对乡村“不足”、“不兴”的影响,就是无视常识、违反常识,就会人为地给乡村振兴增添不应有的变数。

关于乡村的另一个常识是:乡村是人类的“菜篮子”、“粮袋子”、“蛋盒子”、“奶桶子”、“肉筐子”,在人类还不能像植物那样通过自身光合作用就能养活自己之前,就是人类的命根子。如果乡村一直“弱势”、一直“不足”、一直“不振”,人类想要永葆物质丰富、文化繁荣、文明进步、社会稳定,无异于“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长流”。这也早就是常识。

乡村振兴,也必须要有“良知”。中国共产党完美地继承并发扬了中国传统思想的精华和世界人类文明的精髓,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正是上述继承和发扬的结果与表现,更是迄今为止境界最崇高、胸襟最宽广、影响最深远的“良知”。这个“良知”告诉我们、要求我们:“中国人民”,既包括“城市里的人民”,也包括“乡村里的人民”;中华民族,既存在于城市里,也存在于乡村里。无论城市里的幸福还是乡村里的幸福,缺了哪里的幸福,中国人民的幸福也是不全面的,也不是真正的幸福;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都必须振兴,缺了哪里的振兴,中华民族的复兴也是不完全的、不彻底的复兴。明乎此,中国共产党人的“良知”——初心和使命就一定能够引领、助推中华民族在伟大的复兴之路上阔步疾行,如期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历史已经告诉我们,凡以“良知”和“常识”对待乡村之时,就是乡村繁荣、农民幸福、国家强盛之日;历史还将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良知”一定能凝聚起全体中国人民的共识,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阔步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辉煌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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