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我写了一篇关于水泥行业的文章——《一个不应忘却的基础产业》，是想传递一个国民经济各部门需要协调发展的信息。有关数据显示，我国水泥生产量在2016年达到峰值24亿吨。尽管近年来水泥产量有所下降，但下降的幅度并不大，2018年为23.38亿吨。值得注意的是，2018年我国的水泥出现了供应缺口，价格上升，我国也第一次从水泥传统的出口国转变为水泥进口国。这表明，产量少一点就造成供应缺口，需要通过进口来平衡。当然，现在供需的平衡主要通过市场调节来完成。我认为，国家经济管理部门必须掌握到这些市场信息，才能制定出正确的经济政策和规划。

大国崛起

钢铁工业功不可没

我曾经参与过多个钢铁相关项目的决策、审批工作，对我国钢铁工业有很深的感情。回顾我国钢铁工业发展历程，有很多重大问题值得去认真思考。

钢铁就像粮食一样，为支撑国民经济快速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我国成为制造业大国，钢铁工业功不可没，钢铁工业对国防、石油、造船、建筑、装备制造业等都起到了很大的支撑与推动作用。21世纪的前15年内，我国生产了约70亿吨钢。没有这70亿吨钢，哪能建起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纵横交错的铁路和高速公路？如果没有钢铁工业的支撑，我国造船工业不可能在全球占到那么大的比重。如果我国没有如此强大的造船能力，航空母舰、导弹驱逐舰就无从谈起。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我国只有15.8万吨钢铁，经过几代人的艰苦努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时候，我们的粗钢产量已经连续24年位居世界第一。

宝钢建设

我国钢铁业的里程碑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钢铁工业最大的事件就是建设宝钢，可以说宝钢的建成投产不仅使我国钢铁工业大发展，而且使工业的综合实力上了一个大台阶。

我曾担任宝钢三期工程国家验收委员会主任。宝钢一共建了22年，1978年开始建设，总共分三期。第三期投入最后决算是620亿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最大的工业投资项目。

我始终认为，宝钢建设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过程也非常不易。20世纪80年代，宝钢建设暂停时，日本的设备供应公司要求中国赔偿，而中国企业认为日本公司要求赔偿不够友好，所以宝钢恢复建设时就把2050毫米热连轧机改订德国设备，总额大约4亿美元，这可是一个不小的订单。后来，日本派了一个庞大的代表团来到北京商谈此事。由于我会日语，便给当时国家计划委员会负责此项工作的赵东宛副主任当翻译。日本方面向我们道歉，请求给日本一个机会。中央综合考虑后订购了日本神户制钢的1900毫米板坯连铸机，而2050毫米热轧机和2030毫米冷轧机都是德国的设备。

宝钢建设为我国钢铁装备国产化提供了很好的依托工程。宝钢一期所有核心设备基本都是进口的，只有约12%的边角结构件是国产的；到二期时，改为合作制造，国产化率大大提高；到第三期，设备国产化率达到80%。后来像包钢改造、攀钢改造、曹妃甸的建设等，我国钢铁设备基本上实现了国产化。钢铁工业整体水平赶上了国际先进水平。

装备升级

我国钢铁工业迎头赶上

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钢铁工人的典型形象就是戴鸭舌帽、拿大铁钎、带防护镜，在炼钢平炉前操作，钢花四溅，感觉非常光荣。事实上，那是落后的平炉，工作条件非常艰苦，能耗高、效率低、质量差。我担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期间还有大量平炉存在，原冶金部提出应淘汰落后设备后，我们积极推动，平炉、300立方米以下高炉、30吨以下转炉等已逐步被淘汰，代之以4000立方米甚至5000立方米高炉、板坯连铸连轧、精炼炉等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设备。在20世纪八十年代列入国务院重大装备办攻关的十二大成套装备中，有一套半与钢铁工业有关：一套是宝钢成套装备，包括2050毫米热连轧机、1900毫米板坯连铸机、2030毫米冷轧机等；另一套是千万吨级露天矿成套设备，我把它称为“半套”是因为千万吨级露天矿成套设备还可用于煤矿、有色金属矿。

自宝钢开始建设以来，我国的冶金装备不断创新，制造能力也不断增强。世界最强的冶金设备设计制造企业德国西马克公司、德马克公司设计的轧机大部分也是分包给中国的一重等企业生产。

结构调整

关乎企业生死存亡

我经历过几个大的钢铁企业重组和建设事件，虽然过程曲折，却值得我们借鉴和思考。

中国钢铁工业以前基本上都是依托大城市发展起来的，随着城市功能不断拓展，钢铁厂成为城市的污染源之一。例如首钢，之前的位置上风上水，早期北京的雾霾虽还没有像今天这样受到广泛关注，但北京用水已经颇为紧张，首钢对北京环境有很大影响，因此，国家首次提出首钢搬迁问题。

首钢是我国最早进入年产千万吨级钢的企业之一，无论从政治、经济，还是从技术上看，在我国钢铁工业发展史上都具有很重要的地位，想把这样历史悠久的钢厂搬离北京，难度可想而知。在很多方面大家认识并不一致。我建议搬迁，并提议首钢总部和科研销售这些无污染的部门可以继续留在北京，有些装备制造也可以不动，以减少搬迁的难度。但是，当时由于各种原因，主要是认识不一致还是搁置了。后来因为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才统一了思想，下定决心进行搬迁。我曾担任首钢搬迁领导小组的副组长。当时照顾北京市和首钢的一些要求，尽可能减少搬迁的阻力，采取了一些措施。如在顺义建设冷轧厂保留一部分生产能力，可以安置部分就业和保留一些税收。国家也拿出一部分资金支持首钢搬迁。首钢搬到曹妃甸以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尽量协商首钢和唐钢两家联合起来，就是现在的首钢京唐钢铁公司。

宝钢重组广东钢铁工业比首钢搬迁还要复杂得多，经过了20多年反复的争论和论证，是一个艰难的抉择。宝钢集团早就有建立沿海钢铁基地的计划，而广东省是改革开放以来发展最快的省，外来钢材占了广东省钢材总需求的80%，广东省领导和本地钢铁企业韶钢、广钢希望进一步扩大生产能力。如果新建湛江基地就必须淘汰落后产能，进行等量置换，即关停广钢、珠江钢厂，重组韶钢等，由宝钢重组广东全省钢铁工业，这让很多人在感情上难以接受。经过很长时间的协商，最终宝钢同意出资进行重组，广钢、珠钢等热加工全部关停，转成钢贸企业。完成了宝钢湛江基地建设需要压缩产能进行等量置换的目标。

在宝钢重组广东钢铁的同时，处于中部的武钢也强烈希望能在广西沿海港口城市防城港建设一个类似于湛江的钢铁基地。经济比广东省落后的广西壮族自治区各级领导都把这样一个大的建设项目当作重中之重加以推动。他们到北京来汇报时说的一个理由就是广西是民族自治区之一，由于种种历史原因经济建设滞后，希望中央政府优先考虑广西防城港钢铁项目的建设，如果只批准建设湛江基地而不批防城基地，广西壮族自治区是很难接受的。而在产能过剩的情况下同时批准两个大的钢铁基地则更是难下决心。宝钢的湛江基地和武钢的防城港基地交织在一起，只批其中一个说不过去，在担忧产能过剩的情况下，更难决策。于是，我提出让武钢来重组广西钢铁。于是我和武钢领导商谈，建议把湖北省的钢铁产能淘汰一部分，同时，将柳钢调整也考虑进去。

我的想法是考虑到钢铁产能过剩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如果因此而不审批任何新的钢铁项目，只会使老的落后产能继续保留下来，最终还是不得不破产重组。只有发挥后发优势，用最先进的技术装备建设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钢铁企业，才能使落后产能淘汰出局。因此在2010年底我行将退休时下决心向国务院报告，建议同时批准宝钢湛江钢铁基地和武钢防城钢铁基地，得到了国务院的批准。

产业转型与结构调整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很困难，淘汰落后产能，地区布局重新洗牌后，作为劳动密集型和产业带动性的冶金行业，大量从业人员需要安置。比如宝钢重组上钢，宝钢当时只有2万人，要解决上钢一厂到十厂约20万钢铁工人的就业问题，过程是非常困难的。宝钢将原来的老厂重组，有的专门去做不锈钢、有的改去生产板材、有的去生产线材如钢丝帘线等，逐渐把老钢铁企业进行彻底改造，这是非常成功的案例。

讨论结构调整，不得不提特殊钢铁行业。攀钢、太钢不锈钢、东北特钢、酒钢不锈钢等特殊钢铁企业的建设我都亲历过。例如，当时我国没有石油钢管厂，建设了天津无缝钢管厂，过程很艰难，因经营问题曾考虑过让宝钢兼并天津无缝钢管厂。天津无缝钢管厂的第一套设备都是进口的，财务费用很高，陷入严重亏损，国家提供了财政资金进行财务重组，使国内石油钢管的价格降了一半。虽然这些建设历经波折，也付出很大代价，但通过这些特殊钢铁企业的建设，改变了我国很多特殊钢铁需要高价进口的局面，为钢铁工业结构调整起到积极推动作用。

产业转型与结构调整是一个艰苦的过程，不会一帆风顺。首钢搬迁、广钢关停、湛江基地和防城港基地建设等，都碰到很多棘手的问题，经历了痛苦的过程，涉及方方面面，这些都是大国钢铁成长过程中的烦恼。

走向国际

要用好“两个市场”

我认为，钢铁已经成为我国在全球市场最具竞争力的产业之一，因此，有实力走向国际、融入全球，但要用好国内外两个市场、配置好国内外两种资源。

在钢材出口方面，我是赞成钢坯出口应该加税的，不鼓励高能耗的低级钢铁产品出口。出口是产品 “走出去”，还要考虑产能 “走出去”。 “一带一路”建设为钢铁更高水平 “走出去”带来巨大机遇。

作者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原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