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70年代末，我生活在上海。那时，里弄每隔几十米就会有一个垃圾箱。说是垃圾箱，倒不如说是个小型垃圾房更为贴切。垃圾箱大多倚靠墙角而建，水泥砌筑，长方形，一米多高，占地两三平方米。正面有一个没有遮挡的大口子，人们可以往里扔垃圾。垃圾当然不会分类，干的、湿的，生的、熟的，吃的、用的，不一而足。甚至，有人将自家猫刚生下不久的猫崽儿也扔进垃圾箱，让人着实不忍。好在没多久，猫崽儿被好心人嘟囔着拾了回去。

这种水泥垃圾箱在上海存在多久？似乎没人专门去考证。2006年秋天，原先居住的老房子拆迁了。或是一种情结，我不远千里从武汉赶回去，为的就是看最后一眼。那时，里弄里的石库门房子已经被拆得七零八落，只剩下残垣断壁。略让人惊奇的是，犄角旮旯里几个水泥垃圾箱还默默地呆在那儿。它们可能会坚守到最后的时刻。水泥垃圾箱虽然担负着弄堂重要的代谢功能，但这么多年来，也带给人们许多困扰。尤其是夏季，酸臭味每天稳稳地飘出来，周围几十米都是势力范围。苍蝇、蚊子、老鼠以及如今极少见的臭虫，在那时人们都习以为常。它们以水泥垃圾箱为乐土，每日欢快地穿梭于百姓家里。

上世纪80年代初，我们一家迁居武汉，住进了工厂家属区。那里并没有水泥垃圾箱，取而代之的是每天早上七点多一辆收运垃圾的板车准时经过。拉板车的师傅寡言少语，一路上枯燥地摇着铃铛。这时，各家各户都会派出代表，手里拿着簸箕和垃圾篓飞奔下楼，将垃圾倒入板车上的“迷你集装箱”。板车风雨无阻，但是每天只来一次。于是，睡懒觉常常就成了奢望。因为家里起码要保证有一人准时起床，不然垃圾就得整日厮守。对于那些腿脚不便的老人来说，这是个很大的问题，大多只能求着邻居帮忙。好在那时家属区是熟人社会，邻里关系密切，倒也没造成太大的社会问题。

上世纪80年代末，父亲分到了福利房，我们一家住进了新型家属区，也让我有了新见识。楼里每个单元都有一条从一楼到顶楼的垃圾通道。从此，倒垃圾不再困难，随时在楼道里就能完成。打开小铁盖子，从口子里倒进去，只听“轰隆”一声响，倒垃圾就完成了。我是很得意的——从此再不必竖着耳朵，焦躁地等待着铃铛声，到了礼拜天想睡到几点都不是问题。

垃圾通道和水泥垃圾箱有着相似的弊端，那就是不卫生。对于武汉这座“火炉”来说尤其如此。每逢入夏，楼道里酸臭味四溢，家家户户几乎都受影响，“四害”更是常客。另外，随着房价渐渐上涨，城市土地变得寸土寸金。占用这么多公共面积，开发商也盘算着怎样才能经济划算。于是，上世纪末再建的新小区几乎看不到这样的“便捷”设计了。

再后来，居民小区都配备了清一色的塑料垃圾桶，每天早上由环卫车统一清运。好一点儿的小区开始有了分类垃圾桶。前不久，垃圾分类犹如一阵旋风，席卷了上海和国内不少大中城市，也刮进了人们内心。人们慢慢有了新观念，养成了新习惯，城市环境卫生也有了新面貌、新改善。扔垃圾方式不断演变，虽然细微，却映射出一座城市的文明变迁，映射出一个国家的伟大巨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