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代人与三代衣柜”，是发生在我家的真实故事。

那个极其普通的老式衣柜，见证了历史，见证了我家的生活从贫穷到富裕的变迁过程。

我父母结婚时，恰逢新中国成立伊始，全国上下百废待兴，生活条件艰苦。那时的农村家庭，如果有个五斗橱、八仙桌、条凳什么的，就已经算是“顶呱呱”了。母亲跟我讲，她结婚时，家里只有两个木箱和一张板床，衣服全都装在箩筐或布袋里，揉皱得不像样儿。

到了上世纪70年代末，农村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大家的生活条件有了些许改善。于是父亲咬牙请来一位木工师傅，为我家做了一个衣柜。那个衣柜1米多高、1米多长，设计简单，两扇柜门，三层两隔，上层左右各有一个小抽屉，其中一个放家里琐碎的物品，另一个是父亲的“禁地”。

父亲是名党员，十几年一直担任生产队副队长，所以，尽管队里的生产账本和票据早已泛黄，但他仍把它们视若珍宝放在抽屉里。里面还整齐摆放着几本厚厚的《毛泽东选集》和几块金属制作的大小各异的毛泽东纪念像章。

因为衣柜简陋，抽屉没有锁，所以严厉的父亲总是反复叮嘱我们：“谁也不能动抽屉的东西。”父亲的话是“圣旨”，我们不敢违背，因为都尝试过父亲雨点般的鞭抽和棒打。

虽说有了衣柜，衣服却始终装不满。因为，每年每个家庭成员顶多置办一两身新衣服。父母向来节俭，一年到头难得置办。我清晰地记得，父亲有一件蓝色咔叽布料的外衣，一年中差不多有三季都在穿它，大小补丁差不多有十几块。母亲张罗着给他做身新的，可父亲却当场拒绝：“还能凑合穿。”

我们兄弟姐妹的衣服也是“共用共享”的——二哥捡大哥穿过的，二姐捡大姐穿过的，两个弟弟捡我穿过的，真的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

有一年冬天，体弱怕冷的我冻得瑟瑟发抖，要命的是家里只有大哥、大姐做了新棉袄，可大哥长我十来岁，棉袄太大，我穿不了，只能穿比我年长4岁的大姐的。但男孩子穿女孩子的棉袄上学，总遭同学们笑话：“你咋穿成个花姑娘。”

于是，第二天我就拒绝穿那件花棉袄，但“抗拒”无效——父亲狠狠地白了我一眼：“穷苦人家的孩子，就不要挑挑拣拣了！”父亲阴沉着一副雷公脸，我只能乖乖穿上它去上学。

那时，乡村没有电灯，只有昏暗的煤油灯，还要放在大家集中活动的地方。有一次，我打算洗澡，于是去房间里找衣服，但微弱的月光下根本看不清衣柜里的衣服，摸了这件不是、那件也不是，急得我抓耳挠腮。情急之下，不顾大家反对，我一把抄起灶台上的煤油灯来借亮。虽说最后找到了我的换洗衣服，可没想到的是，由于煤油灯倾斜，洒出的星星点点的煤油把两个姐姐的衣服弄脏了。那天，她俩把我骂得狗血淋头。

到了上世纪80年代末，我结婚时，花了120元购置了一个有大镜子的衣柜。这在当时已经算是价格不菲了，一头养一年的肥猪也就能卖这么多钱。好在物有所值——立式的大衣柜，比我高出一大截，两边长方形扇状柜门，开启轻巧，中间安装的长方形镜子，开启为门、关起为镜。

1995年，我家自建了楼房。1997年，我到县城一家大型企业任报刊编辑，身份从“泥腿子”变成了领工资的“上班族”，所以我更加注重自己的仪表和形象了。每天上班前，总要在衣柜的镜子前整理一下，然后容光焕发地去上班。但最高兴的还是我的儿女，每每给他们买回来新衣服、新帽子，他们都要在衣柜镜前照了又照、瞧了又瞧，高兴得不得了。

转眼间到了新世纪，孩子们都长大了。女儿读大学那年，我家又加盖了两层楼房，装修好的新房，亮堂堂。开始，二楼的房间里没有衣柜，非常不方便，于是我和爱人“一挑二选三比较”，选购了一个实用型四门柜，实木构造，设计合理，还有挂衣杆，价格也不贵，只有1000元。这是一款方方正正的衣柜，四扇柜门边，刻有图案，古朴典雅，有四门四柜，四个小抽屉，上中下三层，任由你摆放衣服、鞋袜、床单，空间宽敞。女儿读大学期间，回家一趟，大包小包的衣服往家里带，大半个衣柜就被她“霸占”了。之后女儿毕业进了市直属机关单位，在城市上班，她往昔的那些“宝贝”又随同她搬了一次“家”，衣柜也随之空了许多。一年后女儿申请到了一套两室一厅的公租房，卧室不大，于是女儿请专人设计、量身定制了一套衣柜，高端大气，时尚又漂亮。“衣柜是漂亮，但几千块钱，贵了点儿吧！”妻子念叨着，女儿却借用电视上听来的一句广告词，笑着回答：“这叫‘懂家，懂你，懂生活’。”

父亲去世后，我们建议母亲把当年那个老式衣柜当垃圾扔了，或当作柴火付之一炬。但毕竟相依相伴几十年了，母亲舍不得。

好吧，留下老式衣柜，留下一段旧时光。时光依旧，岁月静好，美好生活继续向前！

一个衣柜，几十年来尽职尽职，默默地履行着它的使命，见证了我家一路向好的美好生活，从而折射出新中国成立70年来百姓生活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