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媒体最重要的工作不应是抢发新闻，争取独家报道，而是把真实的、有价值的信息传播出去，让外界了解到事实，进而采取相应的行动。”陈锐认为，在抗击疫情的重要时刻，舆论场中出现的质疑、谣言等信息，影响着全国人民共渡难关的信心与行动，做好舆论引导与管理工作成为了打赢这场战役的重要举措。

“与2003年非典时期的舆论场相比，当下舆论场的构成出现了很多变化。”陈锐表示，彼时电视、报纸、广播等媒体是民众获得信息的主要渠道，部分人使用BBS、论坛。传统媒体能够及时传递官方信息，具有很强的舆论引导能力。但是，如今民众普遍使用社交媒体，比如微信、微博、抖音等。相当一部分官方信息被“二手贩卖”到社交媒体，虽然其信息源头可能是传统媒体，但是渠道发生了变化。另外自媒体的加入，使得当下舆论场的构成更加多元化。

“舆论说到底是信息。”陈锐认为，当下是信息爆炸时代，信息过多会加大民众的认知负荷，而且很多信息在逻辑上是相互矛盾的，这会使民众产生信息焦虑，甚至怀疑所有信息。

此次抗击疫情期间，相关信息横流于各种媒介。有前线发回的紧急求助，有让人啼笑皆非的防疫谣言，有对救助物资分配的质疑……陈锐认为，当下媒体的重要职责是提供有价值的、真实的信息，助力防控疫情阻击战，而不是抢头条、发独家。政府、主流媒体等应该是民众最信任的权威主体。

舆论场中出现了一些对武汉等疫区民众不友好的言论。对此，陈锐认为，这是民众面对未知时的一种恐慌心理在言论中的表现。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适度的紧张，甚至轻微的恐慌有利于调动民众的心理能量，加强民众的疫情防御意识。但是，民众过度紧张或者恐慌，不利于疫情的防御。

在群体中情绪具有传染性，现实表现则是网民容易形成某种极端情绪。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认为，群体盲从意识会淹没个体的理性，个体一旦将自己归入该群体，其原本独立的理性就会被该群体的无知疯狂所淹没。所以，在群体中的个体很容易接受暗示，感性取代理性使得某种极端情绪得以快速传染。

陈锐认为，要坚决遏制别有用心、故意为之的谣言、不友好言论，避免出现群体性恐慌或者社会撕裂。目前一些部门、地区及时破解谣言的做法很值得借鉴。比如，有谣言称，部分小区不让回京的租客进入，随后北京民政局表示，应当让返京人员自由地进入小区；有地方挖断了公路防范疫情传播，公安部回应，对未经批准，擅自设卡，阻断交通的违法行为应立即向当地党委政府报告，依法妥善处置。

目前，很多的心理机构也加入到疫情救助当中，比如发布社会心态报告，给前线医生、患者提供心理咨询服务。“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媒介应该发挥心理抚慰作用。”陈锐表示，媒介应该调动民众的紧张情绪，但是又不能使民众陷入恐慌，应让民众在不确定的环境中乐观面对危机。

“在此次疫情防控中，相关信息整合有待完善。”陈锐表示，目前信息鱼龙混杂，不同部门、机构也在单独对外发布信息，民众很难从中甄别出有价值的、真实的信息。所以，建议设立一个权威部门，梳理整合各方信息，在某一平台上发布。一方面，这种有逻辑性的信息，便于受众的接受和理解，有效指导他们的防疫行为；另一方面， 其能够让重要的信息及时得到传播，比如某家医院急缺某种物资，民众便可以定点、定向捐助。

“我们应该实施信息分级。”陈锐表示，如同电影分级，不同重要级别的信息应该以特定的方式发布、转载，民众能够快速地识别信息的价值，从而降低民众甄别信息的困难度。比如，有些媒体在标题中用不同的颜色标识新闻的重要性。

信息只有流动起来，才能相互鉴别，去伪存真。陈锐认为，中央媒体、武汉当地媒体专业平台等之间的联动比较少。各个平台之间只有相互提供、确认信息，才能有效规避谣言，给民众提供便利。“举国防疫使得疫情遏制取得明显效果，这是我们的体制优势。”陈锐表示，但是防疫行动还需要更多的民间专业组织参与进来，发挥上传下达的作用，指导基层民众的具体防疫行为。